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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旧幕僚谈汪季新驾鹤归西之谜

2019-10-14 17:35

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,中央举行六中全会,这天九点多钟,中央委员陆续到来,新闻记者席则在楼上。在主席台左面的第三排位子上坐着居觉老一人,未几,汪精卫入场,也向左面行去,经过居觉老座次,和觉老打了个招呼,觉老站起身来和他握手,见汪印堂发暗。问道:「汪先生是否身体不舒服?」汪道:「我很好,我没有病。」说罢,就坐在第一排位子上。这时已近十点,快到开会的时候了,可是今天会场的情形比较乱。这时,蒋委员长早已莅临,在楼上的办公室休息,他得知秩序欠佳,正责问负责筹备的人员。而这时的礼堂内外的走道上,似乎有许多人走进走出,也有人到楼上靠近台口处俯视,这些人不知是办事人员?是各大员的随员?还是闲杂人等?也没人留意。十时,蒋委员长下楼,步入会场,两旁有便衣卫士拥护,登上主席台,大会随即开幕,蒋公致词时,各大报社和通讯社记者均坐于主席台对面楼上规定的座位,忙着记录。大大概委员长以秩序不佳,极感不快,于短短的致词后,亦无人继续上台致词,六中全会的开幕仪式遂草草结束。散会后,蒋公步下主席台出会场时,走道上愈形杂乱拥挤,蒋公在便衣卫士护卫下始挤出会场,仍然登楼休息。

这次六中全会中,有两位委员尚系首次参加,一位是东北的张汉卿,一是山西的阎百川。大会散会后,全体中委齐集中央党部广场拍摄团体照片,大家站成半圆形,由照相馆用摇头镜连拍两次。有些新闻记者也趁机上前拍照。汪精卫最喜欢记者们为他拍照,从不拒绝,摄影时,必将领带整理一下,以免领结歪斜,再把西装上衣用手抖一抖,然后将钮扣扣上,以免绉折。因为汪最爱漂亮,锐意修饰,头发梳得亮亮的,胡须刮得光光的,衣服穿得毕挺,皮鞋擦得亮晶晶的,虽然他已是五十开外的人了,看去只是四十许人。这时有几位记者拍照完了,汪氏也准备离开这广场,忽然有另一记者,手持方盒形的大照相机,走来向汪行礼,请求再拍一帧,汪氏立即回身站定,这人拿着镜箱一再对光之后,突在镜箱里抽出一枝白朗林小手枪,将镜箱一扔,握枪向汪射击,汪已中弹,他赶紧回身向右便跑,刺客跟着就追,连射数枪,汪仍未倒地,续向前逃命。

当时全体中委摄影所站的位置,都是自由排列,并没有规定位次,这时汪氏居中,左侧为张静江先生,张氏腿不能动,平日行动由两名副官用围椅抬上抬下,不论上下汽车,上下楼梯,都是如此,这次照相也是由礼堂抬出,仍坐于围椅上。汪氏右侧第四人为张溥泉先生,第六人为张汉卿,汪氏跑过张溥老的位置,凶手跟着追来,溥老从后将凶手拦腰抱住。凶手个子虽小,力气却大,仍然前冲。这位北方大个子的张溥老,几乎抱他不住,仅能减低他前冲的速度。这时,凶手已冲到张少帅身侧,少帅到底是将门之子,他欺身上前,左手一抬,把凶手握枪的手抬向天,以极快的动作,两绝招同时并发,一拳捣向凶手心窝,一脚踹向凶手的膝上,既准且狠,凶手受创倒地,溥老一松手,紧抓着凶手握枪的手,张少帅正打算予以致命打击,不料宋子文的两名卫士跑来,不问三七二十一,用驳売枪连击数发,凶手才不能动弹了。这两个冒失鬼,不知将凶手绑缚,遽尔开枪,为中央带来许多麻烦,为汪派的人增加许多误解。

这时汪精卫和凶手都卧倒血泊中,汪氏虽中了几枪,但都不甚严重,尤其那时求生之念在支持他,所以他中枪之后还能逃命,及至凶手被击倒,汪氏精神立刻松弛下来,而不支倒地。蒋委员长在楼上听到枪声,赶紧下楼,就有党部人员向他报告情形,他来到现场,凶杀事件刚告结束。蒋公亲至汪氏前,见汪虽受伤,但神志尚清,忙与禇民谊将汪氏用双手托着上楼,立嘱刘瑞恒急召中央医院的外科名医沉革非诊视,沉请立将汪移中央医院。蒋公严嘱刘沉二人尽一切力量和方法医愈汪氏之伤。并令人将凶手速送医急救,以当活口,俾侦询行凶原因及主使人,使案情能大白于天下。

中央党部的广场上,自刺客枪声响后,全场扰攘,吓得乱跑,有的委员爬伏在汽车下,有的蹲在墙角边,有的躲进厕所里,有的向外跑,有的跑进党部里面。阎百川先生初来南京,一切茫然,他吓得向丁家桥跑,可是他身躯肥硕,跑上两三百步就跑不动了,靠着电杆在喘大气,被中央党部职员自外返部,看到一位穿上将军服的人靠在电杆边,认出是阎先生,忙扶着他回中央党部,送到楼上休息;罗家伦先生爬在汽车下,有人看到,对他说:罗先生,这里并不安全,你还是进里面去比较好。这位学者那见过这等凶险,只吓得慌不择路!最可怜的是张静江先生了,他看到刺客开枪,已是吓得面色苍白,再看到全场的人都跑光了,留着他一人孤伶伶的好不凄凉,好在刺客所找的对象不是他,否则,真不堪设想!他的副官不知去了何处,也没有人照料,他睁着眼看到这幕惨剧的开始和结束,才有人把他抬进室内。

凶手名叫孙凤鸣,是一家新设立的通讯社记者,这家通讯社在新街口的建邺路口,它的招牌挂上没几天,他们仅是借通讯社的招牌,好请领记者证到中央党部采访新闻为由,以实行他们的阴谋,他们也和新闻界同业莫有来往,同业也没有人认识他。后来治安人员去搜查这家通讯社,一无所获,连油印机都没有,所用桌椅床铺都是家具店租来的,也没有炉灶厨具,职员都是到外面吃客饭,所以他们是有计划的安排,不留丝毫痕迹,使治安人员无从着手。而孙凤鸣以新闻记者的身份,混入会场谋刺中央大员,可把当时几十位在中央党部探访的记者整惨了,因为这些正牌新闻记者为免嫌疑以示清白,都自动留在中央党部,听候治安人员的调查,大家都集中在大礼堂,一律不能外出走动,上厕所也有人照顾。由上午九时许直到下午七点多钟,才获准离开中央党部,并没有分别和每人谈话,白白的坐了十小时的冷板凳,挨了一天的饿,这罪可真受够了!后来只有一位民族通讯社的女记者王立文,因为她在楼上曾几度走向台口俯视,已被便衣治安人员汪意,因而被扣留侦讯。

汪氏之伤并不严重,身所中弹,都非致命之处,因为枪小力弱之故。至于凶手则伤重死于医院,究竟是谁的主使,当时无法追查。这时陈璧君跑来竟大发雌威,对着中央人员咆哮的说:「你们作的好事,你看汪先生被人杀死了!」有某要员走向凶手前想看清凶手的面貌,陈璧君竟吼叫道:「你们想消灭人证吗?」这个肥婆开口「你们」,闭口「你们」,竟一口咬定为内部政治斗争的因素。后来侦知为李济深命汪亚樵收买的刺客,其目的初不在汪,因无从下手,遂求其次,后汪及其友人才疑虑冰释。

凌云:抗战前后中日和谈内幕

由抗战期间到现在,我在心中一直的是存在着有如下的几个疑问:

第一个疑问是:以汪精卫那样具有革命历史的人,何以会一旦之间和日本人合作起来做了汉奸?有人说他是为了权力欲望;也有人说他是为了和蒋先生的意气之争。但我觉得这些都似乎不像是真正的原因所在。

第二个疑问是:据我所知道的情况,周佛海在未投汪以前,是蒋先生左右最亲信的人员之一,蒋先生的好多文件,都出于周氏之手。如果讲到关系,可以说周同蒋的结合是远在和汪的往来之上。何以一旦之间,周氏居然参加了汪精卫的阵营?有人说周氏因为对抗战的前途有了悲观的看法(在武汉时代有人把周佛海那一撮人,叫做低调俱乐部),所以才走上了做汉奸的途径。我觉得这种说法,对周佛海来说,也似乎是不大公平。

第三个疑问是:除了周佛海以外,像陈公博、陶希圣、高宗武那些人,都是学问修养有素的人。他们何以也会忽然间跟着汪氏到了上海?有人说陈公博是感恩知己,我因为对他的情形不甚清楚,也只好如此相信。但对于陶高二公,我则确信他们不会有做汉奸的动机。可是,在事实上,他们两个人也曾一度跟随汪氏到了上海,且曾参加了对日本军阀们的谈判。什么原因使他们这样做?又是什么原因,使他们终于由上海出走,重新返回了抗战的阵营?把这一切的一切连系到一起,我认为这些人的结合和行动,一定是有一个共同一致的动机?我想不但我个人有此疑问,就是千千万万的中国同胞,也会同样的有此疑问。

如果要揭穿这些谜底,决不能凭着某一个人的理想,可以妄作预测;更不能凭着某一个人的直觉作用,可以轻下断语。必须寻找确切的证据,才能够对历史有所交代。

汪精卫等人究为汉奸乎?抑为和平救国乎?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。但我于前年访问日本东京之际,却在无意中遇见了一位终身致力于「中日和平运动」的日本朋友西义显先生。西氏是中国抗战期间有名的「日本亲华派」,对汪精卫政权的出现,和后来对重庆方面幕后和谈中,他和近卫文麿、影佐祯昭、石井成一、田尻爱义、儿玉季雄、犬养健、松本重治、伊藤芳男等人(这些人的事迹,本文都有详细的记载),都是有力的穿针引线人。而尤以西氏,曾以一身而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和平运动──第一个阶段是对南京的汪精卫政权;另一个阶段是对重庆的国民政府──由始至终,都有西氏的奔走呼吁于其间。

我发现了这个线索之后,实在觉得万分兴奋!马上要求我的朋友日本亚大田之炫教授,陪着我和西义显先生作了一连串的交换意见。

我从西氏口中,知道在那个时期,中日两大民族的有识之士,早已着眼到了日本军阀在「极权主义」之下,势将嫁祸于中国的问题。他们认为:没有中国民族主义的成功,等于是没有了日本;日本没有了,也就等于是没有了整个亚洲。根据这些人的看法,如果想要求取亚洲中日两大民族的长治久安,首先必须使中日两个民族能够和平相处;在军事方面遏制日本的军事冒险主义;在经济方面替日本寻找出路。他们认为:如果中日两大民族发生了军事上的冲突,固然是中日两国的不幸,同时也是整个亚洲的不幸。在中日未进入军事状态以前,这些人固然是奔走呼吁,为防止中日战争的发生,而作最大的努力;就是中日战争发生以后,他们仍然是为了终止中日战争,而奔走不遗余力。据西氏表示:在日本国内,除了极少数的军阀以外,大多数的朝野人士,无不渴望和平,中国方面的情形,亦复如是。除了极少数的野心家,希望混水摸鱼,假借抗战的名义扩充自己的实力外,可以说大多数的中国人,也同日本人的心理一样,大都希望中日战争早日宣告结束。西氏认为,中日事变发生之后,在中日双方爱好和平人士斡旋之下,本来有好几次可以促成和谈的机会。到了后来,终致演成中日双方面的八年作战,是基于左列几种因素:

第一、是中国负责当局,不相信日本方面有谈和的诚意(主要的受了日本军阀的破坏)。

第二、是日本军阀不肯履行诺言实行撤兵,使日本当局的谈和诚意,无法表现。

第三、在中国方面,由于汪组织内部的少数人士,对重庆方面的意气用事,遂使事变扩大到无法收拾的地步。

西义显对我表示:中日事变发生以后,在中日两国内部,立即发生两种和平运动的浪潮:一为汪精卫氏所倡导的和平救国运动;一为松冈洋右所提倡的和平外交政策。但由于外间资料的缺乏,所以直到今天为止,还没有人能够揭开这个谜底。西义显说:

「有关汪精卫进行和平运动的始末,虽然在贵国方面有过许多报导。但我认为,那都是属于片断性的一种介绍,并未触及汪氏和平运动的中心。至于松冈洋右的和平外交,由于他签署了德义日三国军事同盟,遂使世人更加深了对他的误解,以为他是属于扩大中日事变派。」

西义显先生不仅是当年始终奔走中日和平运动的主要一员,而且他对当时中日间若干重要人物的思想与行动,更具有深刻的了解与认识。他一直以为汪精卫那时所标榜的「和平救国运动」,是代表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于世界史以及历史哲学的构想。他之参加和平运动,也是受了中国知识分子的「特异世界观及特异世界历史哲学」的影响。

因此,西义显的一个结论是:「汪精卫受了事实上的支配,以救国始,以汉奸终。这固然是汪氏个人的悲剧,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,更是中日两大民族间的共同悲剧!」

中国知识分子的想法

西义显接着指出:从他个人当年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接触中──如吴震修、唐有壬、高宗武、董道宁、汪精卫、周佛海、盛沛东、沉恒、钱新之、张竞立等──使他深切的感觉到: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,多数对时局抱有如下的一种想法:

他们认为当时亚洲方面一触即发的危机,端在于日本军阀的对外侵略思想。为了补救历史哲学上的偏差,多主张中日两大民族必须彻底合作。所以在汪精卫与蒋先生合作期间,汪曾以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身份,高唱对日本「一面抵抗,一面交涉」的口号,力主对日本采取缓和的外交政策。

彼时任外交次长的,是汪氏手下的大将唐有壬,由于唐在日本军阀谋我日亟的日子里,犹高唱「亲日的外交政策」,被人疑为是出卖国家民族利益,于一九三五年末,在上海私寓门前被人刺杀。这是汪手下大将第一个牺牲于和平运动的人。

等到后来汪氏由重庆出走,到了河内高朗街廿七号定居以后,在那所住宅里面,除了汪氏夫妇和曾仲鸣夫妇以外,仅有朱执信的女公子和汪的秘书陈国琦等数人。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的午夜,在刺客谋杀汪氏时,又误中副车曾仲鸣。这便是汪手下大将第二个被牺牲于和平运动的人。

一九三六年的春季,日本政坛上掀起了「二二六」事件,近卫师团的第三联队占领了东京的中心区,内阁两名大臣被杀,首相冈田启介仅以身免。日本少壮军人气焰万丈,结果由广田弘毅出而组阁,收拾一切。

西义显这时恰好由中国的南京因公返日述职,得在东京恭逢其盛,他认为「二二六」事件不但是日本历史变化的一个转捩点,而且是整个亚洲民族走向崩溃的阶梯。

暴风雨前的小康局面

一九三五年春季,是酝酿已久的中日决定性大悲剧的前夕,在暴风雨行将到来之前,照例要出现一段小康的局面。

一九三五年一月,我国最高领袖蒋先生,曾约请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林木美通中将,正式举行会谈。同时,当时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,也约请有吉公使,在中国外交部举行正式协商,以图解决中日两国的各项悬案。

与此同时,中国政府为了表示对日本友好的诚意,曾经片面的发表「对日亲善论」,而表示中日两国前途有日渐走向妥协友好的迹象。

同年二月十日,中国正式发表停止「排斥日货」的命令。五月,中日两国谈判甚久的交换大使悬案,也告正式实现。六月,两国同时发表「敦睦邦交论」。从任何方面看,中日两国邦交,都好像有进入正常化的希望。

这个时期,日本内阁的阁揆是冈田启介海军大将,他与陆军的主张,恰好站在相反的立场。不过,在内阁之中仍有广田外相,在主持着对华的亲善政策。

在中国,这时正是蒋先生和汪精卫合作时期。在对日政策方面,仍高唱「一面交涉,一面抵抗」的口号。在时局的错综复杂中,南京的街头上,仍旧是表现着一种空前繁荣的景象。中国政府中的要人,如蒋先生、汪精卫、何应钦、陈诚、陈果夫、陈立夫、宋子文、孔祥熙、张群、张嘉璈、吴铁城等,都居住在南京城内,而主持着对日的亲善外交工作。

汪氏出国唐有壬被刺

早在一九三五年的七八月之交,那位标榜执行「缓和对日政策」的汪精卫内阁,在全国舆论指斥之下,已无法执行其对日的缓和政策了。汪氏本人,遂不得不挂冠引去,到青岛去实行休养。翌年,国民党召开四次六中全会,在团结党内同志、共同对外的口号下,汪氏正准备复职之际,不料在中央党部受到了暴徒的狙击。以伤势甚重,经急救后迫得出国治疗。

汪氏出国养伤后,外交部次长唐有壬亦因患慢性心脏病,于是年十二月九日呈请辞职。但不料于返抵上海三日后──十二月十二日──即在沪寓门外被刺身死。

据西义显的回忆:当一九三五年五月,在南京「满铁公馆」的某一次宴会中,来宾方面有唐有壬、高宗武、吴震修、董道宁等。时间已经到了,高、吴、董等均依时到来,惟唐有壬一人未到。在外交惯例上,国际宴会除了事前声明有事不能出席,向主人表示谢意外,甚少有答应了出席而临时迟到的情事。此时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却向主方表示歉意说:

「唐次长有临时紧急的事待办,要我代为表示歉意!事情办完了,他马上会赶来的。时间到了,不必等他。」

一直等到宴会将近告毕之际,唐氏才匆匆赶来,一见西义显的面就说:「对不起!我因为处理两封急电,来迟了,请你原谅!」

搞中日亲善笑骂由人

西氏看到唐有壬神色慌张,面容苍白,他预感到此时的唐,一定是在职务上遭遇了难以解决的问题。遂悄悄的问唐:「发生了什么事吗?」

唐答:「我方才收到了两封电报,一封电报是孙永钦事件;另一封电报是亲日满新闻社社长被暗杀事件。」

唐又说:「我随后又收到贵国天津驻屯军酒井隆参谋长的强硬抗议书。」

后来,西义显才知道:唐当时所最感忧虑的一件事,是直到那时为止,日本军人们的真正意图究竟如何?他还无法了解。请想想:一个主持外交行政的当局,他连对方的真正意图都无法了解,你叫他如何去确定外交的对策?唐此时情绪的紧张,是可以理解的。

唐氏是清末名人唐才常之子,湖南浏阳人,在性格上多少具有一些湖南人的辣椒脾气。唐的父亲唐才常,于一九○○年因发动中国革命,与日本同志在上海一同被捕。按照中国当时的法律,被判处了死刑。

两江总督张之洞,因为这件案件牵涉有外国人在内,故下令把唐才常问斩,对于日本人则另案办理。偏偏那名日本同志是死心眼,一定要求由他陪斩。张之洞看到日本人的义气,深深受了感动,也下令免了唐的死刑。

唐才常于虎口余生之后,时常对他的家人讲述这件事,叫他们永远不要忘记日本人对唐家的好处。等到唐有壬长大懂事,他的母亲也不断的对他讲述这段故事。据说,唐后来把自己生命投掷在「中日亲善」上面,即或有人骂他是汉奸,是卖国贼,亦在所不计的原因,就是受了这件事的心理影响!

近卫首相被蒙在鼓里

当时,外面不明真象的人,由于宋哲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在特殊环境之下产生出来的,是以盛传宋哲元将军与日本军阀勾结,卖国求荣!而事实上,宋氏所担任的是项艰巨任务,完全是得到中央方面的同意。那就是,在中央的策略方面,为了争取和平,至少也是为了争取准备抗战的时间,不能不与日本方面虚与委蛇。而且也因为日本内部的情况极不一致,更希望以我们的让步,以增加日本内部持重派人物的发言力量,以图使得日本军阀的行动能悬崖勒马。所以宋哲元的做法,也就是中央的做法。

临到事变前夕,李世军的奔走于北平南京之间,就是希望能多替国家做一些缓和的工作。不过,此时日本军人的飞扬拔扈,已到了不可遏止的程度,所以芦沟桥事变,终究无法避免!据近卫文麿手记这件事的始末,当时不仅日本内阁不知道此事,连日本军部事先都不知道。由此可见,日本军阀的轻视国运,是到了如何疯狂的地步!近卫文麿手记上说:

「余拜命组阁时,陆军自满洲事变以来所为之诸种策动,已相继成熟,在中国大战似有一触即发之势。当时中国问题,已到了非武力解决不可的程度,余全然不知。故组阁不足一月,芦沟桥事变即告爆发,竟至扩大为中国事变。当时各种事件的发生,政府中人,固无所闻,即陆军省亦无所知,完全出自当地军人的策动。」

发动这样的一个战争,卒致成为世界大战,而主持国运的内阁,竟无所知,即陆军省亦无所知。这岂不是天大的一个笑话!由此看来,历史的写成趋向虽是必然的,而机器的开动则是偶然的。侵略主义既经形成,国际战争即无法避免,可以说是千古一例。

宫崎与秋山双双被捕

芦沟桥事变既起,在中国方面最初还是希望就地解决,不愿意演变成为一个可怕的中日全面战争,即在日本方面,也仿佛有类似的和平活动。近卫文麿首相曾于是年七月十一日正式声明「不扩大,就地局部解决」的方针。

事实上,当宛平县县长王冷斋与日军极力周旋,力谋局部解决之际。日军方面的情况,正如日本大本营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答覆近卫文麿首相所述那样:

「中日事变,全为表面赞成不扩大方针,而暗地却在扩大的一般阳奉阴违之徒所破坏,良可慨也!」

所以近卫首相,虽然经过征询陆相杉山元大将的同意,派出宫崎龙介和秋山定辅二人来中国谈判。可是,宫崎于登船来中国之前,在神户被宪兵所捕,秋山也同时在东京被宪兵所捕,罪名均为有间谍嫌疑。于是,芦沟桥事变将扩大至如何程度?连日本内阁,亦无法确知。

至八月初旬,日本大吉柘相,在阁议上询问杉山元陆相:

「在华之军事行动将至何地为止?」

杉山元陆相,默无一言,海相米内光政,觉得实在过意不去,淡然答道:

「大约预定至保定永定河线为止。」

杉山元面色突变,指斥米内说:

「此等场所,何以竟发是言?」

我国当局鉴于此等情形,当然感到事态万分严重,所以庐山便成了决定国策的中心。

一向献身于中日和平运动的吴震修氏,恰在这个时期,因患病入了医院。在此重大瞬间,他希望高宗武能继承唐有壬的遗志,献身此一艰巨的和平工作。

高宗武是日本九洲大学毕业的学生,由唐有壬介绍他入外交部工作。他是浙江人,为汪精卫的得力幕僚,在蒋先生面前,也素以大胆敢言见称。

高宗武那个时候的年龄只有三十二岁,是一个充满热血的青年,在稚气中多少带有一点自负的样子。高虽有志于中日和平运动,但他却对与日本的经常交涉,不寄任何希望。

高宗武上庐山见蒋汪

七月十六日那天,高氏上了庐山,准备面见最高当局,有所陈述。

这个时候,蒋先生和汪精卫都住在庐山,正在召集全国各阶层的代表,商讨处理全国最后关头的大计,全国中心人物,都聚集于此。

高到了庐山,首先见到了汪精卫,对于中日和战问题,先向汪作了一个坦诚的陈述。汪希望由他安排一个时间,再由高氏对蒋先生作一个直接的报告。听听蒋先生的意见以后,再作打算。

七月三十一日,在汪的安排之下,蒋、汪、高三个人,有了一次单独聚餐和会谈的机会。高宗武抓住这个机会,曾对蒋先生大胆的说明如下各点意见:

第一、高宗武认为:中日两国的事态,已到了非常严重的阶段,如果一着棋子下错,可能招致全亚洲民族的整个毁灭!

第二、他请求蒋先生,把对日本折冲之事,交给他全部负责。

第三、由他设法,联合日本方面的有识之士,尽量设法去说服日本近卫文麿首相。

第四、然后以近卫首相在政治上的影响力,以制止日本军阀的蠢动,划定永定河为中日事件的最后缓冲区。

第五、要求日本军队由华北全面撤退。

第六、请求蒋先生和汪先生支持他的主张。

高宗武作了以上六点报告以后,汪精卫对于他的意见,首先表示赞同。蒋先生则陷于沉思之中,既未表示同意,亦未表示反对。

经过蒋、汪、高三人会谈之后,第二天的下午高返抵南京即与吴震修见了面。他们两个人协议的结果,一致认为:欲说服近卫文麿,非请那时的满铁总裁松冈洋右出面不可。

为了进行这件事,高宗武请西义显应尽他个人最大的努力,向松冈洋右报告此项工作内幕;并请松冈洋右为了中日两大民族的未来前途,参预此项工作。

西义显初见松冈洋右

西义显觉得此项工作,甚有意义,遂欣然接受了此项使命。回家之后,略事摒挡即乘日轮「奉天丸」去了大连。由七月下旬离南京,到了八月九日才抵达大连。这个时候,从芦沟桥一角所燃起的战火,已因上海方面所发生的大山大尉被杀害事件,有更加扩大之势!

西义显到了大连,马上就到满铁株式会社找到了东亚课长官本通治,将他有要事必须立刻面见松冈洋右总裁的意思,对宫本说了一遍。宫本课长告诉他:

「松冈总裁现在已经去了奉天,你要见他,我可以马上陪你到奉天去。」

西义显说:「如果你方便的话,请你今天晚上就和我一同搭特别快车启程。」

依照满铁株式会社的惯例,凡是派在外方的各地单位主管人员,有事面见总裁时,必须由东亚课长陪同引见,方得会面。所以西义显未见松冈洋右以前,必须先见宫本通治课长。

松冈洋右是日本方面一位出名的怪人,凡是部下对他有所请求,他一定要首先对你投下一枚否定的炸弹,以试验你的信心。这种情形,只要和松氏经常接近的人,都十分了解。

松冈洋右的住宅,在奉天日租界一所很华贵的花园洋房里,占地面积很大。西义显和宫本到了那里,经过一番通报手续后,松冈洋右马上召见他们。经过宫本课长略述来意后,遂由西义显把他最近为中日和平运动所做的工作,对松冈洋右作了一个详详细细的报告。

松冈洋右在西氏作报告的时候,很静默的加以聆听,面上并没有显出来任何不愉快的表情。可是,当西氏全部陈述完毕之后,却对他大喝一声说:

「西义显君!你以为你在南京做的事对吗?你以为近卫公在东京能够听凭你的幻想,来加以说服吗?在时局这样严重的情形之下,你认为你能有所作为吗?你这样天真的想法,你干脆不要做日本人好了!你明天应该赶快回南京去,在会社没有特别指示以前,要牢牢的守住你的岗位。」

晚宴过后松冈吐真情

松冈洋右一连串的责问,直把西义显弄得目瞪口呆,不知所措!只有嗒然若丧的偕同宫本通治告退出来。

西氏临出门的时候,松冈又问他:「你什么时候动身回去?」

西义显废然的答:「明天。」

松冈洋右说:「那么,好了,今天晚间七点钟,在我家里便饭,算是我给你饯行。」

西义显虽然了解松冈的脾气,但他这个钉子碰得太大,在心理方面,依然觉得万分懊丧!到了晚间六点五十分左右,他一个人无精打彩地到了松冈洋右公馆。

不料,松冈这次接见他时,是穿的日本式家常便服,和他的夫人一同出来招待他,态度方面显得格外亲切。

饭毕,松冈夫人有事退了席,小客厅里面就剩下西义显和松冈两人。松冈才以非常诚恳的家长身份,告诉西氏说:「西义显君!本会社内部的组织情形,你不是不明白。今天早晨,当着宫本的面,你怎么可以向我报告那样重大的问题!」

西义显听松冈洋右这么一说,他心里未免觉得微微一震!仔细一想:果然是自己太疏忽了,他和松冈所谈的这件事,若在一般日本人看来,似乎有出卖国家利益的嫌疑,不应当着第三者面前提出的。此时西义显只有低头认错的说:「是!这是我一时大意,以后一定痛改,请总裁放心。」

松冈却安慰他说:「好在我们的谈话纪录上,没有记载上去,你以后多加小心好了。」

缓了一缓,松冈又对西氏说:「西义显君!你早晨告诉我的话,我非常同意。既然蒋先生和汪先生也同意这样做,这是中日两国之福,我一定尽我的最大努力,来完成你的志愿。」

又停了一停,松冈再用非常坚决的口吻问西氏:「这件工作,非常重大,必须有人专心一志的来推动,才能有成功的希望,但也有失败的可能,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决心?如果没有就作罢论,假如有的话,我再把我的意思告诉你。」

近卫首相支持西义显

西义显那时年纪轻,有一股冲动的劲儿!听松冈这样一问,马上用坚决的口吻说:「为了中日和平运动,我是粉身碎骨,在所不辞!」

松冈听西氏表示得这样坚决,不由得噗哧一声笑了笑说:「事态还没有这么严重!不过,进行的人必须有小小牺牲,这是在所不免的!」

西义显答:「我个人情愿接受牺牲!」

松冈说:「那么好了!我现在告诉你,第一、你马上便须放弃你现在担任的职务,你愿意吗?」西义显答:「愿意。」

「第二、你从此必须不担任任何公职,以平民的身份,从事此项运动,你愿意吗?」

西义显再答:「愿意。」

松冈说:「好了!关于政治方面和金钱方面,我完全支持你。不管你用了多少钱,都向我报销好了,我现在就拨给你日币××万元,做为活动费之用。」

在那个年头,日币尚未贬值,一圆日币(我们把它叫老头票,也叫金票)合中国银圆八角,××万日元,实在是一个惊人的数字,由此可见,松冈洋右其人魄力之大。

松冈洋右和西义显经过这一番恳谈,从此以后,便决定了西义显的悲剧命运!松冈和西氏商量的结果,是由松冈洋右给近卫文麿首相写了一封非常恳切的信,负责介绍西氏面谒首相一谈。为了晋见便利,松冈还另外给当时的内阁风见书记官长写了一封信。

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,西义显到了东京,马上就拿着松冈洋右的信件,去见风见书记官长。经过风见书记官长的引见,西氏立刻的见到了近卫首相。

西氏见了近卫后,把他要说的话,毫不保留的都对近卫首相说了。近卫对西氏的和平运动非常诚恳的表示同意。

西义显获得了这样一个圆满结果,立刻就搭船回到了上海,把他自己原任满铁的职务作了一个交代,又于九月下旬再回到日本大矶,在那里等候中国同志们和他见面。

德使陶德曼调停经过

十一月下旬,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,曾奉希特勒之命,向中国送来了日本议和基本条件七项,大体是这样:

第一、内蒙自治。

第二、华北不驻兵区域必须扩大,但华北行政权仍全部属于中央,惟希望将来勿派仇日之人物为华北最高首领。

第三、上海停战区域须扩大,但上海行政权仍旧。

第四、对于排日问题,此点希望按去年张群和川越所表示的态度做去,详细办法系技术问题。

第五、防共问题,日本希望对此问题有相当办法。

第六、关税改善问题。

第七、中国政府要尊重外人在中国的权利。

我国政府那时已迁至武汉办公,蒋先生则在郑州前线部署军事。我方于接到陶德曼大使送来的日方议和条件后,遂于十二月六日在汉口的中国银行,召集了一次国防最高会议的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,由孔祥熙氏担任主席。会议中的决定是:认为日方提出之条件可以接受,并公推孔氏即向蒋先生请示,以作最后决定。

孔氏在电话中把这件事向蒋先生作了一个报告,匆匆通话中大家都忽略了日方所定的最后答覆的期限,是只能延期到一九三八年的一月十日,电话便告了一个段落。

汉口方面与蒋先生通话后,立派专人把有关陶德曼调停的重要文件送呈蒋先生。专人到达郑州时,蒋先生已去了洛阳,再赶到洛阳,在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!

及至我国把蒋先生表示愿与日方谈和的文件送到陶德曼手上时,已经超过了日方所定的最后期限。但陶氏仍把这项答覆转达给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。

狄克逊接到此项答覆,立即拜访日本的近卫首相,希望对期限的延迟,有所解释。但当他到达首相官邸之后,才知道近卫正在参加一项重要的会议,无法即刻见面。

王觉源 :汪精卫死事之谜

汪精卫终在抗战胜利的前年,死在日本东京帝国医院。时已传播中外。他究竟是怎样死的?实不能令人无疑。如外国人对希特勒这恶魔之死,就閙过很多奇奇怪怪的传说。同样的,国人之神经过敏者,亦觉汪精卫之死,有些离奇古怪,也就产生了若干揣度的传说。

重拾两段过去纪录

在没有说到国人对汪精卫之死,诸多揣测传说以前,先要重拾二年前拙作〈陈璧君的末路〉旧文中的两段,以明我过去对汪氏去世所知道的一点大概略。

1.汪有自知、陈渐醒觉:汪精卫是在日本投降之前死的。他在民国三十二年去参加日本举行所谓的「大东亚各国会议」时,适其脊背原被刺时未曾取出之子弹,疼痛难忍。这子弹是二十四年秋他在南京中央党部开会拍照时,被刺客孙凤鸣狙击,射了三枪,刺客虽被张学良制服,而汪背脊之子弹终未取出。现时旧创复发,乃返南京就医,经过手术一月之后,痛反加剧。三十三年,因复赴日本治疗,伪府则由伪立法院长陈公博代主席。通常医院一般重病患者总是躺卧在床上的;但汪则躺不下来,日夜正襟危坐于特制的椅子上。由颈项至腰腹部,且都用石膏绑缚,终日不能转动,动则痛苦难当。加以他原有糖尿病,由于子弹作祟,打针服药,亦不见效。汪自知病将不起,乃预留遗嘱,安排后事。他此时似已完全清白,觉今是而昨非,对其前途,亦料到必无善果,故其遗嘱四点:一、不铺张。二、不国葬。三、墓碑只写汪○○墓。四、时局稍定,归葬广州廖仲恺墓旁。

越半年余,民国三十三年秋,汪终病死于日本东京医院,尸体用专机运回南京大殓。时伪府显要多主修改汪的遗嘱,按国民政府元首崩逝礼仪举行国葬。独陈璧君坚持不可。「应遵照其遗嘱,不能改变」。人之将死,其言也善,汪似已有「自知之明」,且已预见到前途。而陈璧君此时似亦醒觉过来了,觉得非分之举,反足以自取其辱。结果并未完全依照汪之遗嘱,将汪卜葬于南京梅花山孙陵附近,谭故行政院长延闿墓之间,而未安葬于广州廖墓之旁。不过事颇稀奇,抗战胜利后,忽被发觉汪墓不知何时被炸掘开,尸骨亦不明去向。时陈璧君已被捕下狱,子女风流云散,汪家班亦树倒猢狲散,也无人出面追究查问了。汪死而有知,当深悔不以「楚囚」死,空负「少年」时头颅矣。

2.三次历险,终于遗臭:汪精卫病死日本,世人始终将信将疑。外传为体内遗弹旧创复发所致。果尔,照常理而言,亦不至丧命。据日本医生说,汪所患的实为「粉骨病」。过去举世罹患此症者,不过三人。病症如何?外行自不得知。惟汪以一个昂藏七尺之躯的美丈夫,病中身体逐渐缩小,判若两人,有人即疑是被日人谋害,像吴佩孚之死于日医不明不白的牙痛病一样;有人则谓,事实上日人似无此必要。开始走霉运的人,自然也不会有人仗义执言去追究它,和其尸体被盗后的情形是一样。也有人说:「汪临终之际大呼『东条误我』……」不过汪在病重时,东条的确曾赴医院探过病,知已无救。究竟是东条误了汪,还是汪误了东条?这笔帐现在也无法算清了。

根据上述两段文字的记载,与国人许多传说,综合观之,汪精卫去世的情形,除了旧创复发、遗嘱、粉骨病、日人谋害、谋害原因等,几点可疑之谜以外,其他还称情理正常。兹仅就几点可疑之谜,分别言之。

遗弹旧创复发致死

汪精卫之死,据日方宣布,表面的主要原因,是肋骨间的遗弹,起了化学作用。根据日医诊断,非动手术难治。但经过手术开刀之后,实际发生的结果,便成了半身不遂,瘫痪于床,医治数月,突然病重而死。当汪氏于二十四年被刺时,曾由某德医诊治,认为子弹留在肋骨间无碍,不必取除。至三十三年时,遗弹已经过了九年,并无怪异,是否会突生化学作用?三十二年,他赴日本开会时,脊背忽疼痛难忍,是否即为遗弹作祟或另有缘故?如确认为遗弹作祟,是否必须开刀?

手术开刀后发生半身不遂,成了瘫痪,是否早已预料,或料到而未防治?瘫痪期间,病者神智清楚,还预立了遗嘱(原文未见,所谓「遗嘱四点」,或系口头之嘱),而且又经时半年,何以会突然病重而死?凡此疑点,事后日方除正面的公开露布者外,亦未见有任何其他的说明,自不怪国人有谜难释了。因此之故,另一疑问,接着发生了。倘汪精卫在临终之际,果有遗嘱公布,那上述问题,可能答解一部分或全部。于是汪氏究竟有无遗嘱?不免又成了可疑之谜。

遗嘱有无与其内容

汪精卫在南京,虽以傀儡僭称伪国民政府的主席;但他自视,绝不认为是僭窃,必妄以一国的元首自居。通常一国元首──即令是伪元首──之死,除了灾难急死者外,多数是有遗嘱的。汪精卫不但深明遗嘱的意义,且曾为中国国民党总理孙先生记录过遗嘱。同时,他虽在瘫痪之中,神智却很清醒,又自知病将不起,对其个人身后之事,尚且交代了遗嘱四点(见〈陈璧君的末路〉一文),难道他对于亲手所创造的伪组织和国家的前途,会毫无动于衷,除一己之私以外,而无一点大事交代吗?这在情理上,是很说不通的。所以汪精卫生前留下遗嘱,决定是有的。

但其内容如何?大家猜测,合理的猜测:其中必有很大秘密;必有不可以告世人之处;必有不利于日本的指责。关于这些,吾人由汪氏临终时,大呼「东条误我」之言,便可明白证明。遗嘱既有不可告世人与对日本不利之处,日本当然不会允许公布,甚或早已把它销毁了。

由于遗嘱内容之不能揭露;亦以汪已无剩余价值可以利用了;于是置汪于死地以灭口的计画,恐事久生变,便谋之急矣,故汪氏之死,自然就要引起了大家的怀疑。至于汪氏亲属及伪组织中的次号汉奸,纵有悉其内容者,为自保计,亦只好作三缄其口的金人。否则,可能与汪氏要同归于尽。

重演谋害玉帅故事

国人对汪精卫之死得奇离古怪,直言之,即是怀疑日本人施了一贯的阴谋手段──谋害。自日本军阀的铁蹄,踏进中华国土之后,日本特务人员在土肥原领导之下,对我国人上下所做的伤天害理、丧心病狂的奴役、压迫、谋害、毒杀的勾当,直是擢发难数。手段之毒辣,亦无所不用其极。兹仅列举谋害吴佩孚一例为代表言之。

日本军阀,在中国进行的傀儡组织,原来搞的是「南唐、北吴」。即在南方想利用唐绍仪,北方想拉拢吴佩孚。及唐少川在沪被刺,便向吴玉帅积极展开进攻。无奈吴佩孚大义凛然,拒不受遣。于是又转方换向,倾力对汪精卫做工作。汪在最初,亦畏缩迟疑不敢进。日人一方仍挟吴以胁汪,迫汪让步驯服;一方继续迫吴,吴则始终倔强不肯就范。日人认为如不临之以威,则吴汪两人,恐一无所获。日方杀鸡儆猴之计决,则玉帅危矣。

二十八年十月,吴玉帅以牙疾,求治于日人伊东医生。伊东在平行医,已近三十年,亦素为玉帅所信赖者。治医数日,尚未动手术,即由牙病转为败血症。未久,便一命呜呼。中国民间相传有句俗话:「牙痛不是病」,而吴玉帅竟以牙痛丧生。自不免引起国人一种传说:在吴死之前约二月左右,有某女士名Y、C者,原是某局长的下堂妾,曾寄拜玉帅夫人二奶奶为义母。一日由津到了北平,特来拜见义母,并致送很多贵重礼物。自道其别后生活,且谓其夫在港,事业相当顺利。吴二奶奶于欢迎之余,接来家居。她便大展手腕,博得义父母皆极欢欣,视同亲生。她且时为义父炖燕窝、煨参汤,亲切得无以复加。约二月左右,在吴二爷毒性发作之前数日。忽谓其夫因病来电急召,要求返港一行。在势不可留情形之下,乃与义父母殷殷挥泪而别。大约当她尚在沪港轮上时,吴即撒手人寰。后来传闻:Y、C女士,虽功成身退;但经时未久,亦以身罹怪疾,医药罔效,追随吴玉帅而去了。以此例彼,汪精卫之死,十有八九,也是遭到日本特务的毒手。还有一显明的事实,更可资为佐证。即汪精卫有一个亲信侍从周隆庠,老成精细,侍汪已有多年。汪氏赴日就医,周亦常侍左右不离。当汪氏临终前数日,日本医生则假借口实,不许周在病房侍奉。周纵不放心,亦无可奈何!重重疑云,唯此更不易破。

以粉骨症惑人视听

汪精卫之死,最初根据日本医生云:为「体内遗弹,旧创复发」所致。继谓:汪氏所患者,实为「粉骨症」。过去举世罹此症者,不过三人。然大家所了解的事实:汪病由旧创复发而动手术。手术以后,成为半身不遂,瘫痪不能动弹。结果,又成了奇怪的「粉骨症」。实使人如堕五里雾中,更加莫明其所以然。此种病症,在此以前,却从未听人说过。病情如何?是否与手术、打针、吃药、绑缚有关?半身不遂、瘫痪不能动,是否为其必然现象?病中躯体逐渐缩小,是否为其必然结果?当时既有这种举世罕见的奇症,继日医之说以后,何以未见举世其他医生有所反应?国人有询之西医及中医者,亦皆说:医书上找不出这种医例。由此种种疑问来看,也实难逃出本文上述第五节中所指之推断。如果不是医生庸碌,误诊杀人;便是日医明知固昧,播弄玄虚惑人视听,以掩其谋害的把戏。使汪氏竟作吴玉帅第二。

「粉骨症」的病象,果是病中躯体逐渐缩小的话,近代文学家易君左先生,曾对作者闲话中,说过一种仿佛相似的病情,即他本人的父亲易实甫先生(字顺鼎,与樊樊山同为清末民初,国内的大文学家。),晚年,初无任何病象,仅身体疲软乏力多时。继之卧床数月。经中西医诊治,皆不明其为何病症?不但医药罔效,身躯亦逐渐缩小。到其死时,缩小得如同小儿童的躯体。这病情的发展,如即是所谓「粉骨症」,亦实与汪氏由旧创复发病,加上日医人为病,曲折转致的粉骨症,全不相属。因忆述之于此,俾供研究者的参考。

因何谋害必致其死

根据上述种种道路风传,相当可以肯定汪精卫之死,显系被日人谋害的成份居多。但汪氏既作了日本傀儡,已被日人牵着鼻子走,日人自可任意来安排驱策。又何必要加害,非置之死地不可?国人亦有几种传说:

1.日本军阀,盲目对美英作战,一鼓作气,再衰三竭。终致人、财、物力皆难支应,兵源尤为缺乏。日、韩、台各地,所有壮丁,亦悉索蔽赋,驱之前线作战,仍难以为继。因迫令汪伪政府,征送壮丁五百万。借口召开所谓东亚各国会议,诱汪氏赴日,签立「壮丁供应协定」。汪氏倔强,推拒抗命。这不异是汪氏坐视日军崩溃于不顾。自为日人所难忍受。便施个先发制人之谋。

2.汪伪政府,既作了所谓大东亚组织之一。实际只负有义务,而无所谓权利。南京伪政府成立以后,除在形式上作了日本的伙伴,实际上也没有尽到什么义务和责任。不但早被日人目之为「和平的抗日份子」,尤恐变生肘腋,祸来不测。与其为防不胜防而伤神着虑;自己亦觉欺骗伎穷;妄认不如「杀彘教子」之为得计。

3.汪精卫之投降日本,初本畏缩不敢进。继经日方面引诱、恩威并施,始得勉强就范。这在日人方面,却是始终不敢放心的。欲移王克敏势力南来以削汪;但王的资望地位,又不足以号召全局。或云:汪氏的「和平运动」,乃中国抗日的另一面,汪氏与重庆联系的秘室,已早被日本侦悉,(有人说:后来周佛海与戴笠将军之勾搭上线,即缘于此。)骗汪赴日,借口治病,实已早伏杀机。

4.汪精卫临终,大呼「东条误我」。这「误我」的内容,外人固尠有知者,但经其一语道破,其中必大有文章,包藏着很多秘密。及大东亚组织,行将瓦解;日本已渐趋末运之际。汪氏既再无利用的价值。此一串绝大秘密,便不能让之流播人间。汪氏不存,便一切死无对证了。所谓「东条误我」,或谓:为太平洋战争的决定,系东条利用汪精卫说明天皇发动的。次日,汪伪跟着对英美宣战。后来汪氏深悔上了大当。不知是否?

设汪未死种种假定

中国对日抗战,胜利的来临,实全出乎平常情况之外。来得太快,来得突然。以致弄得全国上下,一片混乱,一时措手不及。如对日受降接收;全国复员;伪军安抚与改编;对付中共乘机扩大叛乱;美、苏干扰与袒共;政府与中共互争接收;旧军阀与政客之混水搅乱、纵横捭阖。总之,国事之千头万绪,纷繁复杂,亦莫甚于此时。所以有人说:汪精卫死得恰到好处,死得其时,算是一个幸运儿。因此,有好事者,便提一个相反的假定:设汪精卫此时未死,仍握有伪政府的大权。此时中国局面又如何?当此天下汹汹、激动不安之际。他还会作壁上观,而不会如中共一样,趁火打劫,为其伪组织或其个人构造一条出路吗?这条出路又将怎样?于是有人又提出种种假定。现在虽早已时移势迁,这些固然是无聊的假定;但不全是无稽之谈。亦不妨姑妄言之,当作游戏可耳。

第一、有人说:抗战胜利,汉奸们的末路,显有几种形态:1.如陈公博一样,坐以待捕,安然入狱、挺身国法,从容就刑。或如梅思平、林柏生、殷汝耕之视死如归。或如周佛海之死吃白赖,摇尾乞怜。或如杀人不眨眼的丁默村一闻临刑消息,即魂飞魄散、失去知觉。2.如陈群之流,自知难逃国法之诛,安排后事之后,服毒自杀。3.如王揖唐之辈,不安于狱,装疯卖傻,临刑犹如「大总统开恩!」4.如陈璧君之流,虽幸免一死,又不接受宋庆龄、何香凝的保释,终于瘐毙狱中。汪精卫如果被捕下狱,究竟将会采那一形态,以了其残生?很多人的答覆,为一问号。有人说:汪氏过去既敢冒天下之大不韪、卖国求荣,组织傀儡、笑骂由人笑骂,主席自我为之。既已廉耻尽没,当日本宣布投降时,他可能走上第二假定。

第二、日本无条件的向盟国投降。我政府对于深仇大恨的敌人,仍本中国传统的美德,宣布「以德报怨」,以换取「化解国际仇恨,求得中日两国的永久和平!」这种恢宏气度的作风,不但深荷日人的感恩,亦盛传誉于国际。此时汪设未死,或也会见风使舵。可能巧辩其本意:原在「救国」,与中央只是「主和、主战」意见与方式的不同而已。提出「极低条件」,向政府作「投诚」的试探。中央如感于当前国内外的恶劣环境,尤其是中共在国际支援下的全面叛乱。权衡利害轻重,或可能如宽恕日本一样,而不追究其既往。网开一面,予以自新之路。后来周佛海死罪之被特赦,即可见之。当时果实现了这一假定──如周佛海所说「重演宁汉合作」故事的话,那今日大陆,可能又是另一局面。因之,有人更认:抗战胜利,乃新中国建设,千载难逢的机会。正待团结全国力量,众志成城之时,也绝不会有如无知妇人慈禧之「宁给外人、不给家奴」的卑劣意识。此路真的走不通的话,他又很可能走第三假定。

第三、江南是全国最繁荣的区域,也是南京汪伪政府的近畿。京、沪、杭江南三角洲的驻军,全是伪陆军第一方面军任援道所辖的十几个师。加上苏北部队,不下二十万人。如再号召集合各地其他伪军部队,与所谓义军和土匪,数量仍是可惊的。汪设未死,又能指挥控制的话。纵不敢说可以左右全局,却确有举足轻重之势。对中央为利不足,为害则大有余。日本投降,汪如在此时此地,独树一帜,待机而动,也不与中共结合。国军强迫东进,江南靡烂与有利于中共,固属必然。而对日接收,亦绝不会如后来之顺利、圆满。汪精卫这时,纵不能霸占大江南北,即率所部远窜西南,割据一地以自雄,也并非绝无可能。如当国军接收武汉之前,湖北伪省主席兼伪绥靖公署主任叶蓬,曾专赴南京,与伪国府主席陈公博会商,即有勾结全国伪军,另建局面的企图。他若陈耀祖、李济深、陈春圃都曾向陈公博作过类似的建议。无奈陈公博书生之见,而无拨乱反正之志。如易以汪精卫,相信决策必又不同。那时,与中央及中共形成三角鼎峙的局面,角逐中原,自然也是抗战胜利的悲剧。汪如走上第四假定,那就更不易收拾了。

第四、抗战胜利之际,中共仍势孤力薄,又冒险展开全面叛乱的行动。需要外援,急如星火。因而乘机多方劫掠,侵占地盘、偷袭国军、收编土匪与义军、搜刮物资,以充实其叛乱资本。抗战时,中共能与日军勾结,袭击国军。胜利后,与汪伪勾结合作,在他们的战略战术上,也是毫不足怪的。汪氏虽占有全国最繁荣富足的江南地盘;复拥有二十余万军队的雄厚资本;如真要独树一帜,以抗强力的中央,力量自然是不够。需要外援,与中共正同。在汪、毛互需声援之时,狼狈为奸之势,自可一拍即合。故汪诚无路可走,中共又能给以平等的合理的(自然是暂时性战略性的)条件。犄角为奸,互相声援,互图发展,夹击以抗中央。那中国大陆之全陷魔掌,或亦早于民国三十八年了;总之,汪精卫之死,当年诚是大快人心!亦若日本之吃到原子弹,同样是令人鼓掌叫好的事。但汪氏死事的离奇,又是传说不一。孰虚孰实?殊难究诘;但都不过如星相家之言,殊难置信。尤其没有什么星相家,会替死人看相算命的。一些为汪氏「未死」所作的种种假定,人云亦云,毫无事象可寻,更不异是替死人看相算命。信不信由你。

黎明起:汪精卫死后迁棺琐忆

梅花山炸坟,清凉山火化!

汪精卫是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死于日本名古屋的,其妻陈璧君随侍在侧,将汪氏遗骸运回南京,葬于南京梅花山(明孝陵南面的一个小山,山上种植了许多梅树)。一九四五年秋间,日本投降,重庆国府的大小官员,陆续回南京。在「最高当局」还没有回京之前,便由陆军总部主持下,由该部的工兵指挥官、南京市长、南京宪兵司令等,举行秘密会议,分配工作,决定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廿一日晚上,炸毁汪坟,把棺材迁移,原地另行建筑,免碍中外观赡。

炸坟开棺尸体尚保完整

当时既已议定,决将汪坟炸毁,而其时执行实际工作的,是属于第七十四军五十一师的工兵营。经工兵技术员实地勘察后,估计要使用烈性炸药一百五十公斤,才能将坟穴全部炸开。未施工之前三天,中山陵与明孝陵之间,即行断绝交通,禁止游览,无形中成了局部戒严。外间不知内幕的,还误会是为了要查搜汉奸。某些曾在敌伪时期,干过坏事的,惶恐逃避,到处躲藏。爆炸时,在现场监督的,有南京市府要员、七十四军高级军官、陆军总部工兵指挥官等人。

汪坟的设计,表面上是仿照中山陵图案,而所用的材料多不是普通品,初步预算是储备券五千万元。主要工程第一步完成不久,日寇即告投降,施工也停顿了。

因此,当时爆炸汪坟的工序,分为两个步骤:第一炸开墓的外层钢筋混凝土部分;第二炸开盛棺的内窖。当内窖炸开时,发现一具楠木棺材。揭开棺盖,尸体上覆着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。尸身穿的是中式藏青色长袍、马褂,头戴西式礼帽,腰佩大绶,即当年所谓文官礼服。尸的面部,略呈褐色而有些黑斑点。由于入棺前使用过防腐剂,因之整个尸体,还能保持完整,没有腐烂,也没有什么特殊异味。棺盖揭后开,工兵指挥官即指使不必要的人员,暂时退离场地,而由南京市府要员某君亲自进行棺内全部检查,主要目的是寻找有什么陪葬物品。结果,除了在死者的马褂口袋里,发现一张长约三寸的白纸条以外,别无其他东西。纸条上用毛笔写着「魂兮归来」四个字,下款署名「陈璧君」。据说这张字条,是陈璧君从日本接运汪尸回国时所写,表示招魂的迷信意思。

半个小时全部化为灰烬

本来在南京黄埔路陆军总部举行秘密会议时,何总司令一再说是把汪棺迁移,而今呢,却把棺盖揭开,又没有提出迁到何处去的计划。当时参加工作的七十四军高级军官丘某,已觉得非常奇异。工兵指挥官跟着命工兵营营长把汪棺装上卡车运走,说是今晚还要把墓地平掉,务使不留痕迹。当时丘某即对工兵营长说:「我们为了负责到底,你当随同汽车护送一趟,以免途中发生意外,这里的任务,交由副营长就行了。」营长听了丘某的吩咐,自然照指示办理。

第二天早晨,工兵营长回来向丘某汇报:昨晚随同工兵指挥官把汪棺一直送到清凉山,将尸体交付火葬场,只费了半个小时,棺材尸体,全部焚化,并没有留存什么。这样一来,说明了工兵指挥官是执行陆军总部的秘密指示,按照预定计划实施;而会议时所说将汪棺迁移,只是一种的门面话,甚至在参与炸墓者之前,也玩弄了这一手法。

过了半个月,梅花山原日的汪坟地区,完全变了样,新建了一座小亭,可供游人休憩。梅花山的南北两面,也新筑了两条小路,路旁种植了许多花草。四周环境,修缮一新。成了一个郊区绿化地带。

青年女子哭閙陆军总部

有人发生这样的疑问:当时的国府,想要毁炸汪坟,本来可以理直气壮的公开处理,何必鬼鬼祟祟的秘密在黑夜中行事?在表面看来,实在是令人费解的事。

过了一些日子,有一个青年女子,到南京市政府,要求面见市长,询问汪坟处理经过。市府当局知道不妙,拒不接见,派了一个姓张的秘书出来应付,说是市府只管市政,此事可去问陆军总部。这个女子又到了陆军总部,大吵大閙,又哭又骂,围了许多人看热閙。结果,陆军总部的负责人派了武装警卫员,命令该女子马上离去,否则作为扰乱秩序处理。至此,这女子见来势不对,才含泪而去。据当时传说,这女子是汪精卫的女儿。

最后附说一下,当时陆军总部的总司令是何应钦,陆军总部工兵指挥官是马崇六,南京宪兵司令是张镇,南京市长是马超俊,七十四军五十一师高级军官是丘维达,七十四军五十一师工兵营营长是李东阳,还有陆军总部参谋长萧毅肃,都是直接参与此事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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